乐滨生|乐浜生与中国唱片业史的若干疑问 |上海|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

喜欢老建筑的上海人对邬达克并不陌生，说起乐滨生，知道他的应该都是乐迷。论影响力，邬达克的建筑植根于上海，而乐滨生的唱片帝国辐射了整个华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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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滨生（E. Labansat）当年还是在沪法国商会的委员会成员
众所周知，中国的唱片工业发源于上海，而上海生产第一张唱片要从法国人乐滨生（E. Labansat）买下徐家汇路的一块地皮、建造法商东方百代公司的唱片厂说起。关于这段历史，葛涛的著作《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爬梳得很详细，这本书也是研究中国唱片业早期史的名著，其内容被广泛引用。比较遗憾的是，乐滨生在葛老师的笔下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冷冻黄鱼；我们读不到乐氏上海故事的尾声，当然，这些问题在现有的其他著述里也同样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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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
我最近因为研究黎锦光，每天要花数小时翻阅民国报刊，春节前读到1939年3月16日的《申报》，偶遇这条新闻——《法文上海日报前董事长逝世》，叫人惊叹的是小标题“手创百代公司营业范围极广” ，彻底震惊的是文首：“据十五日法文上海日报载，法文上海日报前任董事长那邦沙君，近在法国逝世，至堪惋惜，按那邦沙系于一九一〇年来华、创设法商百代公司……”简直难以置信，文中提到“那邦沙”明显是乐滨生的另一译名，而乐滨生来华居然发生在1910年。这段记载如果属实，那么中国唱片业史的第一章都要推倒重建了。以葛涛的《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为例，他写道：“19世纪90年代中、后叶，乐浜生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屡经周折后，乐滨生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谋生之道——沿街设摊播放唱片，这时已是20世纪初叶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年6月版， 235页）他援引的文献出自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网站，一篇名为《旧中国唱片业》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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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的讣告
有此疑惑，我查阅了晚清民国史料里的乐滨生；华语部分对他极冷漠，倒是张长福（百代的华人经理，前任为李锡堂，两人交接工作的启事详见1913年10月2日《申报》）在媒体上经常露脸；英文部分， 1932年3月1日的《字林西报》记载了乐滨生再过一至两周将乘船赴巴黎。 1932年3月被证实是乐滨生告别上海、回法国养老的时间点，这在1939年3月16日《申报》、1939年3月15日《字林西报》刊发的乐氏讣告里都有记载。那期的《字林西报》写道：“Mr.Labansat first arrived in China in 1910, after having established branch offices for his firm in india, the Strait Settlements, Indo-China and Hong Kong.”大意是他来华之前已在英法的几处殖民地有开分公司，换言之，他也许不是来华以后才涉猎唱片业的，来上海是为了拓展业务。这篇新闻还提到了乐滨生的主要成就，跟学界公认的历史颇有抵牾，譬如我们曾经认为乐滨生是东方百代的创始人，而报道只给了一个“former general manager of Messrs.Pathé-Orient in Shanghai”（东方百代的前总经理）的抬头；譬如我们曾经以为他常年在沪打拼，报道却说：“After successfully marketing the products of Pathé-Orient in Shanghai, the deceased went to North China were another office was opened at Tientsin. These various branches had been successfully engaged in business for some time when the world war broke out, M. Labansat being mobilized in Tientsin where he served as instructor, only returning to Shanghai in 1919.”大意是他在上海做出成绩后，北上拓展，常驻天津，只在1919年回过申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