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滨生|乐浜生与中国唱片业史的若干疑问( 五 ) |上海|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

1919年岁末，北洋政府财政部的“百代训令”下达之后，各省陆续响应，奉天省省长张作霖、安徽省省长吕调元、江苏财政厅厅长胡翔林，各自公署了训令，相关史料详见《奉天公报》1919年第2812期、《安徽公报》1919年第557期、《江苏省公报》1920年2174期。
此外，还有第三份证据，是在葛涛老师的启发下才找到的。百代公司在晚清民国报刊里留下的踪迹数以万计，光《申报》就有10934条，我试着逐字逐句地阅读，加上截图存档，最勤奋的一天也只消化了三百多条。多亏了葛老师的一段文字，为我指明了方向：“投产后，东方百代的‘雄鸡’很快唱响了上海，乃至全中国……既然有了工厂， ‘新片到申’就变为‘又出新片了’ 。 ”（65页）
要理解这段文字，有必要普及一下唱片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最初纯粹仰仗进口，是外国内容，外国制造；第二阶段是中国内容，外国制造，这类唱片于中国录音，原件送往国外制作母版，批量生产，成品再运回中国，故而唱片公司叫卖新货之时在报纸上打广告，经常使用“新片到申”之类的字样。我不敢说“又出新片了”可以与唱片国产划等号，但葛老师的确是提供了一个研读文献的视角，顺着他的思路，我变换了近十种关键词，在查到的记载中，涉及“出新片”最早的一条出自1919年5月31日的《申报》，是百代公司投放的一则广告。假设这种逻辑成立，那么中国生产第一张唱片的时间不会晚于19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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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31日《申报》刊登的新出唱片广告
但这种逻辑似乎无法成立。 1920年8月25日《申报》登载简讯《新到之留声机片》：“百代公司新由巴黎总厂运到大宗留声机片，中有中华国歌，及华工歌等片，此项机片，即欧洲和会会议时，中国和会代表要求巴黎百代公司总厂制成者。 ”为什么中国建成了上海的唱片厂，还得海外定制唱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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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向巴黎总厂定制唱片
同年10月15日，《民国日报》给出了解释，在《中华书局制造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缘起》一文中详细记载了中华书局为了统一国语，统一读音，与百代公司合作，定制了一套“国音留声机片” ，之所以这套唱片要在1921年初春上市，有两条原因：
“一向来百代公司做中国戏片，是普通技师在上海收音寄往法国制造。语言片子，比戏片难做，要另请专门家来收音。
二百代公司已经在上海建设分厂，但须民国十年方能开工，九年份要制造，只得仍旧寄往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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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日报》给出解释
同年11月2日，《时事新报》介绍了“国音留声机片” ，提到样片已经制成：“由百代公司在沪用旧片材料改制，不甚满意，三个月后巴黎新制片运到，必更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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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新报》介绍“国音留声机片”
三个月后，和前一篇报道说的1921年初春上市吻合。
归纳一下我对乐浜生在华事迹、百代建厂的观点。我认为乐浜生不是法商东方百代公司的创始人，他于1910年抵华， 1912或1913年空降成为百代公司的一把手， 1932年3月退休，离沪返法；百代公司于1918年购买地皮， 1919年厂房竣工，同年岁末能够生产样品，但真正成规模地国产唱片应该始于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