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从稳定国企单位到成为隐居者，非社交恐惧的他，为什么将自己隐居？( 八 ) 电影|杨牧|物品|声音|社交|国企

他在汉庭酒店住了一个月，每天待在酒店里看球赛，行李寄存在酒店仓库，阿姨来打扫时，他会嘱咐别扔东西，茶叶包也别扔。
2021年4月，杨牧搬到了现在居住的这套公寓，然后他在窗户贴上了那层磨砂。
在燕郊不断换房的这段时间，他经常出门去旅行。 2018年，他开始重新投简历，投了很多份。那时他身上的积蓄已不到五万。有一次他正在泰国旅行，对方打电话给他说要视频面试。
对方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没找工作？
此时距离他辞职已经一两年。他没回答上来。
对方说，你没工作还在泰国玩？
那家公司在广州，也是一家民航业的维修企业。面试没过。他又投了一些写影评的自媒体公号，有公司认为他年龄已经偏大，还有一家公司希望他去上海。他有些犹豫，最终放弃了那个机会。
他开始编织一些谎言。去欧洲时，他发了一条带定位的朋友圈，被同村的亲戚看到。家人发现了他在国外。现在，他的父亲一个月要打两次微信视频给他。父亲担心他会再次私自跑到国外。
杨牧的父母认为这一生中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因此，他有三个姐姐。在西北的农村，这很常见。父母还认为，这个儿子必须回家，结婚，孕育下一代。他的微信上有许多未接的父亲通话消息。如果接通，父亲会说些什么呢？无非还是催婚，催他赶紧回家。父亲总说，待在北京没有出路。
还有姐姐们。其实他和姐姐们原来关系不错。只是现在姐姐们已经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事业，成家，有了孩子，过着稳定的生活。一个姐姐劝他去她所在的城市深圳。他有些动心，但不知道怎么解释简历上空白的那几年。他对家人说自己离开工厂后一直在做策划类的工作。
2019年，电影《四个春天》上映，杨牧买票去看。在电影院里，他看到一半，离场了。这是他唯一一次看电影离场。那部电影同样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拍摄自己家庭的故事。他有些失落，想起曾经写过的剧本，被父亲摔在地上的相机。他知道不应该怪父母。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工人，只是将这个没有实现的梦想托给了他。那该怪谁呢，只能怪自己。
他逐渐远离了人群。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杨牧陷入某种黑暗中。一个人去便利店吃便当，他会提前在手机下好单，进店直接扫码拿货，尽可能避免和店员说话。后来他开始依赖外卖，将自己关起来，囤积使用过的东西。有些外卖开始发霉，他拿来一把放大镜看微生物的生长，有些菌丝的结构十分迷人，就像熔岩一般。还有碎的卤鸡蛋壳，装苹果的塑料盒，剪下的指甲。他用相机将它们拍下来，在一个相册里密密麻麻地排列，就像一个宇宙。
唯一的动静来自窗外。偶尔会飞来鸽子。此外，一个网上相识的女孩每周给他打一次电话，只是为了确定他没有死在公寓里。只要电话没有停机，就说明他还活在世上。
他打开手机拍下很多视频。比如他独自吃饭的情形：桌上电脑正在播放日剧，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悄然流逝。在视频中，他开始发胖，头发像帘子一样变得很长。然后他剃光头发，搬来一个台子站在家中演讲，讲过往经历和失业天数。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逼着自己说一些话。下一个视频——房东来检查租房状况，他起来打扫三四个月未清理过的屋子，将所有发霉的外卖扔了出去。
他去看了医生，但似乎药物起不了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