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清楚上述观点的具体意思 , 以及其现实意义 , 首先要明白萨格登探究的社会制度到底是指什么 。
制度(institution) , 博弈论制度分析中更偏好使用“惯例”(convention)一词 , 用萨格登的话来说 , 就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稳定均衡的博弈中任意一个稳定均衡 。 ”
如果诸位读者缺乏相应理论背景知识 , 那么这句看似很简洁的话就非常难以理解 。 所以我们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解释 。
假设这样的场景:你和我行走在一个狭窄的通道中 , 宽度刚好只能容我们两人并排通过;此时倘若我们两人都选择靠左走或者靠右走 , 就能顺利通过 , 否则就会相撞;但是如果你我并不知道对方会如何选择 , 那么应当如何选择?
用博弈论的话语来说 , 这是一个典型的协调问题的场景 。 生活在社会中 , 我们的行为会相互影响 , 这些影响中最为常见的一类就是协调问题:道路交通、交易场合、服饰装扮、货币(交易媒介)以及语言等 , 都是协调问题 。 协调问题的解决是社会秩序确立的第一步 。
那么如何解决呢?
解决这类问题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行为人需要做出符合他人预期的行为 。 如果我预期你靠右走 , 那么我应该靠右走;但是只有当你也预期我会靠右走的时候 , 你才会靠右走 。 简言之:一致的预期导致行为人做出彼此利益相符的行为 , 从而解决协调问题 。
然而一致的预期如何形成?萨格登引入了博弈的“非对称性质” , 即我意识到你和我的不同 。 这种不同可能是实质性的 , 比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高矮胖瘦;也可能仅仅是标识性质的 , 我给所有其他人贴上一个标签——“对手” , 以此表明我和他人不一样 。 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却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差别 。 当个人无法将自己与群体区分开来时 , 观察到的是一种混同状态:我意识到每次发生交通博弈时 , 人们时而靠右走时而靠左走;但是我并不清楚哪些人会靠右哪些人会靠左 。 这时我们的行为不会稳定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模式 , 也就是说这时不存在制度 。
一旦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或他人的特殊性 , 他就能将特定的人和特定的行为关联起来——“与我不同的”其他人经常选择靠右走 , 那么我也最好选择靠右 。 这样 , 人们的行为就会渐渐地趋向于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 , 协调问题得以解决;同时 , “靠右走”成为道路交通的一种制度 。
但是要注意 , “靠右走”可以成为制度 , “靠左走”也可以 , 甚至还有可能存在一种“相机抉择”——我在我们彼此相互接近的过程中决定靠右或是靠左 。 这些可能性在博弈模型中都是均衡 , 最终哪一个均衡成为实际可行的制度 , 还要取决于哪一种非对称性质被多数人识别出来 。 但是不管怎样 , 这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制度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稳定均衡的博弈中任意一个稳定均衡” 。 或者直白点说 , 制度是我们的行为稳定于某种特定的模式 。
之所以强调制度是多个博弈均衡中的某一个 , 是因为还有其他方式能够导致固定的行为模式之生成 , 最典型的就是先天遗传和后天教化 。 基因遗传会决定许多生物性特征 , 那么这些生物本能是不是制度 , 比如公鸡打鸣的行为?同样 , 运动员反复训练 , 使得他们具有了特定的行为特征 , 这算不算制度?在博弈中 , 存在那些具有唯一均衡的博弈 , 比如著名的“囚徒困境” , 相互背叛是唯一的最优选择 , 那么“背叛”是不是制度?
当然不是 。 制度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 而不是来自生物遗传或者外在力量的强制 。 这就是自发秩序的本义 , “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 , 而非人们有意这么做” 。 在萨格登教授看来 , 我们对于社会制度最大的误识之一 , 就是常常将制度看作政府的创造 。 事实是 , 如果政府想让自己颁布的政策行之有效 , 它也必须尊重自发秩序的力量:因为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欲求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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