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专访｜张洪彬：晚清时期的“祛魅”，传统中国社会的“梦醒时分”( 七 ) 社会|天演论|传统|时期|中国

张洪彬：许多研究指出，基督宗教在欧洲的历史上确曾推动过自然科学的发展。张卜天教授这些年翻译了很多这方面的书，颇可参考。李约瑟就曾指出，源自巴比伦和希伯来的自然法传统，为基督教神学所继承，启发了诸多基督教背景的科学家去寻找“上帝赋予自然的法则” ，促成了牛顿范式的机械宇宙观的形成，进而对现代科学的兴起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对的，是传统中国几乎完全没有产生过机械宇宙观，而一直秉承有机宇宙观，不相信自然秩序是由一个理性的立法者规定的，从而也就“不认为可以通过观察、实验、假说和数学推理等方法来破解或重新表述” 。因此有机宇宙观并不鼓励数量化的观察和解释，也不能促进把宇宙、自然当作机械来看待的思维方式。（李约瑟：《文明的滴定》，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 2016年，第280页）再如，霍伊卡就认为基督教的教义赋予了人管理万物的权利，这能促进以“拷问自然”“征服自然”为能事的近代科学的发展。（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钱福庭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81页）反之，中国有把自然（宇宙、天）当神圣存在来信仰和崇拜的传统，这并不有利于去探索和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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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滴定》，（英）李约瑟著，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
但是，就算基督教以及自然神学对科学的发展发生过重要助力可以作为定论来接受，也不意味着，其他文明要发展科学，就必须从引进基督教和自然神学开始。因为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兴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这些宗教因素未必就是决定性的。中国对近代科学的兴趣，既不出于宗教热忱的推动，也不是因为穷究真相的理性精神，而主要是出于救亡图存的压力。这是我们把“科学”与“坚船利炮”连起来看的原因，也是我们把“科学”与“技术”连起来读的原因之一。有许多学者批评，对科学的这种过于应用化的理解太过急功近利，很容易导致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忽视，欲速则不达。我同意这些批评，但我会稍微乐观一点，因为历史中充满偶然因素，有太多事与愿违、初衷失败而副产品成功的案例，某些起初根本不起眼的因素，在后来可能成为最重要原因，主导了事情的发展方向和结果的发生。就以自然神学为例，以证明造物主存在的自然神学，最终却启发了达尔文主义的提出，后者成为基督教一百多年来最重要的敌人之一。
崇拜“弱肉强食” ，
根源并不在于误读了严复
新京报：你提到，严复当时翻译进化论，选择的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结合时局和严复个人来说，这种选择有什么样的背景？由于与中国传统有机宇宙观的相似性，严复译《天演论》迅速被国人接受，我们知道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传播源自西方的思想，都会采用中国传统概念为接引，比如康有为、李大钊等。那么严复翻译《天演论》，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主动与传统中国宇宙观的“比附”？
张洪彬：严复引介进化论，选择的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史华慈、汪晖、王中江、浦嘉珉等人都已有很多分析。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我自己的揣摩，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想要引介给国人的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学说，而是一种新的宇宙观念和社会思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严谨的生物学著作，不太涉及人类社会，而且部头很大，有许多非常细致的生物学知识的举证，对于严复这样的一个非专业读者来说恐怕也会觉得繁琐。相较而言，斯宾塞和赫胥黎所理解的进化论都不仅限于生物进化论这个方面，他们都把达尔文主义和星云说结合起来，泛化为一种宇宙进化论，人类社会自不例外。在斯宾塞和赫胥黎之间，严复可能更倾心前者（参见《祛魅》第273页），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篇幅较小，通俗易懂，有助于严复向国民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声音。严复的这种用心，还有一个证据：为了更好地向中国读者传达他自己的想法，他不惜扭曲和增删赫胥黎的原文，这还不够，他还加了很多按语来作导读。所以有学者讲，严复这哪是翻译，这就是改写，甚至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