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在技术成瘾的社会中，你躲不了无处不在的“赌博机”( 五 ) 机器|社会|技术|文化|运气|赌客

在我国，类似的限制措施也在加强。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于3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明确算法推荐服务的提供方不得利用算法屏蔽信息、过度推荐，也不得利用算法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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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罗斯》剧照。
技术成瘾与戒瘾，
本是“同根生”？
不过，在技术“戒瘾”的问题上，舒尔的研究再次给我们敲响了一记必要的“警钟”：首先，在戒除“技术上瘾”的过程中利用的技术，很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舒尔指出，赌博业曾出于行业长期发展的考虑，为赌客们提供自我记录赌博数据的工具，本意是希望借此能限制赌瘾的增长，然而却因此造就了一批“精算型成瘾者” ，他们通过这项技术细心记录自己赌博的花销，并根据详细的损失记录制定赌博的策略。在田野笔记中，有人反映“自己的赌瘾反而越来越大了” 。
舒尔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根植于某种现代文化的宏大背景中，强调一种“企业化”自我是这种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人们利用一系列的技术和量表，精确地对风险进行评估并制定自身的行动策略。而对于机器赌博来说，它看似让人们逃离了日常生活，但同时如前文所述，在投身于机器赌博时，人们依然在其中演练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精算的逻辑。这一逻辑同时体现在戒赌和赌博上，用技术的手段来戒瘾因此常常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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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赌城风云》（Casino ， 1995）剧照。
在《运气的诱饵》的末尾，舒尔引用了人类学家托马斯·马拉比的观点：“赌博为变幻莫测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半限定的折射，将充满变数的人生，凝结成了一种看起来更容易理解的形式” 。从赌客们对机器的痴迷里，能观察到很多我们身处时代的文化特征。舒尔列举道，赌客们选择在“机器迷境”中悬置“选择” ，是因为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社会充满了选择，个体必须背负通过选择来塑造自我人生的沉重义务；赌客们选择在“机器迷境”中悬置“社交关系” ，是因为在现今的市场关系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一种“情感劳动” ，情感成为被加工、管理、消费的对象，人们已经本能地希望逃避职业外的社交活动，同时也渴望更纯粹、简单的互动，比如和机器。
而赌博机最迷人的莫过于下注与回报的“即时性” ，它打破了时间的连续，让人追求短时间内的最大收益，人们为之着迷，恰恰反衬出社会运行节奏的加速对人带来的影响之深切。对于技术成瘾来说，在个体习惯、技术设计、宏观政策方面的改变之外，如何从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的角度着力，是舒尔的研究给予我们继续思索的命题。
【社会|在技术成瘾的社会中，你躲不了无处不在的“赌博机”】参考链接：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4640959
https://freedom.to/blog/infinite-scroll/
https://hbr.org/2022/01/the-psychology-of-your-scrolling-addiction
https://medium.com/@anish_b/infinite-scroll-addiction-how-instagram-just-showed-us-they-may-be-seeking-to-solve-this-trap-776ef75981b7
https://time.com/6158294/california-social-media-platform-duty-children-act/
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health/how-the-pandemic-has-changed-our-relationship-with-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