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如|持志如心痛，且看侃去花间草 |王阳明

璞瑅学宫
“花草无所谓善恶”的本意是指出，撇开“良知”而谈草无用而花可观，撇开人心是非之知而谈仁与不仁，是本末倒置的幻象，无助于求得善恶，因为它们本身“无所谓善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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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习录之“侃去花间草”段中，王阳明与弟子薛侃在锄花间之草时，因去草、留花而引发何为善恶以及善恶之标准的一番讨论。
面对弟子“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的问题，王阳明直言“未培未去耳” ，并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 。
表面上看，王阳明似乎取消了客观的道德内容，将道德评价完全收归一己之内。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以及脱离客观道德标准的行为评价之偶然性，王阳明哲学似乎不可避免地具有“道德相对主义”嫌疑。
解答上述疑问，要求我们重新回到“侃去花间草”这段文本本身。从上下文来看，薛侃的问题理路在于，他将善恶、是非等条理（理）视为脱离于主体的客观规范，并将主体的“心”理解为认知之心，进而追问两者之契合问题。
【志如|持志如心痛，且看侃去花间草】质言之，发问者的逻辑在于，将善恶、是非等内容看作有待“处理”的对象。但在王阳明看来， “物无善恶” ，倘若撇开人为的观察视角，而从天的角度看，物各自在，并无贵贱高下之分。有用无用的区别，只是从人而起。
基于此，王阳明在后面回答“善恶全不在物”的问题时，说“只在汝心” ，从而规避了上述将道德内容与道德主体割裂开的思路。这里的肯綮之处不是观察视角的不同，而毋宁是对是非善恶生发机制的理解不同。
在薛侃看来，道德内容来自后天习得，而王阳明的“只在汝心”则指出，道德的实质无非是人心所具有的一触即发的分别好恶之能力，此即所谓“知是知非”之“良知”；而“花草无所谓善恶”的本意是指出，撇开“良知”而谈草无用而花可观，撇开人心是非之知而谈仁与不仁，是本末倒置的幻象，无助于求得善恶，因为它们本身“无所谓善恶” 。
当王阳明说“何曾有善恶”时，并不是说世间无善恶是非，一切都是相对的、偶然的；相反，他明确指出“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 。其意在于，当脱离了是非善恶的真正发生机制，而只就外在对象（“舍心逐物”）来讨论所谓道德标准时，这种进路本身是成问题的。
从发生过程来看，既然是非善恶等具体的内容无非人对所遇之物的一种“反馈” ，那么，这一互动的机制便内在地包含“心”“物”两端，孤立地看任何一端都不是究竟。如此，舍心逐物将一无所得；同样，舍物以求心，或者认为“心”可离物而自见，也是不见道的表现。
既然是非善恶等道理是心、物相接的自然呈现，那么“草有妨碍，理亦宜去”为何又是错的呢？进一步而言，想赏花时，觉得花是好的、草是恶的；当需要用草时，为何又以草为善？在王阳明看来，此处之是非善恶仅系于人的一时好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随时而变。
换言之，花与草只有相对于具体场景的工具价值。于此，王阳明以“私意”称之。通过“诚意”与“私意”、“（循）理”与“（动）气”、“（理之）静”与“（气之）动”几组范畴的引入，王阳明试图在心与物相接的过程中，分辨出两种截然有别的机制：其一便是上述处于个体好恶的反馈路径；另一种则是“不作好恶”“好恶一循于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