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中国艺术的“古意”(17) |朱良志|传统艺术

一、认识论视域下艺术美学话语的“对象性”病症
“对象性”是对主客关系的一种描述，在认识论的“对象性”关系中， “对象”不是既成的、固有的、与人无关的“自我存在” ，是与人紧密相关的存在物，而且是人思考和行动的目标，这一理解，由于其先在地设定了以人类-非人类为核心的二元对立系统，二元中又有主-次、主动-被动、强-弱之分，其中一方以另一方为施出“思”与“行”的对象，故“思”与“行”之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证实主体存在的价值，客体的价值则被选择性地忽略。认识论的“对象性”体现于社会活动层面强调人类的行为对“自在性自然”的“人化” ，在美学上则强调“人的认识”的绝对地位，也就是说，认识论的“对象性”美学话语体现的是自私、偏狭、充满欲望的“人类中心主义” 。
认识论视域下的“对象性”理解及其话语表达源起于西方的“逻各斯”传统，以本质追求、概念表达为传统的西方哲学理论尽管在人类早期对于“美是什么”的探索产生过积极的意义，也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然其人类中心主义的种子已经播撒，并且影响了西方近代以来以及中国当代的美学话语。西方近代，笛卡尔率先举起“我思故我在”的旗帜，以此为逻辑起点，在包括对上帝、世界的绝对怀疑中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康德理解的美与审美同样存在于主客关系之中，认为美是人的一种先验的观念，审美就是对人的先验观念的唤醒，因此，康德所论之审美判断并不关心对象是否实际存在，关心的是对象是否具有符合主体目的形式，其言：“……现在，如果问题是某一对象是否美，我们就不欲知道这对象的存在与否对于我们或任何别人是否重要，或仅仅可能是重要”[4] ，康德之所以不关注对象的实际存在，乃是由于康德将之视为干扰审美判断公正性的“利害”因素，因为在他看来，审美就是据主体的快感而对对象的形式进行的一种纯粹的、无利害的、自由的观照（直观或反省）和判断，一旦主体意识到对象的实在性，就可能产生欲望力，哪怕一座“很舒适的茅屋”[5] ，也会影响主体的审美想象力。由此看来，康德的“审美判断”依然在主客关系的框架中发生， “在主客关系中”是“对象性存在”的存在物之所以美、主体之所以能够获得快感的基础原因，因而其“审美判断”的话语表达凸显的是主体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期的哈曼尽管对其本质主义的主体论哲学进行过批判，但并未引起多大关注，也未形成实质性的批判功效，直到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出现， “对象性”思维才发生了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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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
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一直在主客关系界定的哲学框架中进行争辩，诸家都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出发讨论美学问题”[6] ，视人的审美活动为认识活动，却将鲜活的审美活动与丰富的美感忽略，因此其生成的关于艺术的美学话语难免不具有“对象性”的特征。 “美感就是发现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快感。而美就是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美是既经过美感影响又经过美感觉察的一种特质”[7] ，朱光潜受“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艺术是一种生产力”两个原则影响而调整后的关于美和美感的理解，依然未能跳脱认识论主客观模式的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