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中国艺术的“古意”(19) |朱良志|传统艺术

为什么要选择“文”与“质”这一对范畴呢？这是因为“文”与“质”是中国古典艺术美学非常重要的一对范畴，是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逻辑起点，也是“非对象性”的一种审美表达，文质论是中国古典艺术美学重要的论题之一，文质兼美则为文质关系兼顾的一种艺术审美理想，对“文”“质”及“文质关系”的探讨可以由此及彼地领会中国传统艺术美学话语的“非对象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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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
“文”与“质”孕育于中华上古先民对于自然界与自身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古人不仅对周围可感知之物具有表层化的意识，通过对自身和他物的体验、观察与揣度，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由实而虚，还获得了一种富有外内、表里、实虚层次之分的感知与有深度的理性思考。何谓“文”？许慎《说文解字》曰：“错画也。象交文。 ”[13]依类象形，交错而画，即谓“文” ， “错画”乃“文”之本义，其突出的是直观之物之象、线条色彩之不同以及相交互错排列等形式表达。广义的“文”最初包括自然、社会中一切事物的感性形式， “三代之时，凡可观之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14] ，可以说，正是“文” ，凸显了中华先民与对象的相依相存，密不可分。凡日月星辰、风雷雨电、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之色之形，是为“天文” ，凡朝廷、君臣、贵贱、尊卑之序，宫室、车舆、饮食、衣服、嫁娶、丧祭之礼，文章、诗歌、音乐、绘画、建筑、书法之形之色，乃为“人文” 。艺术之“文” ，乃属“人文” 。先秦之时， “人文”更多地具有别异之作用，人伦规范、典章制度、衣着打扮、建筑样式，甚至言谈举止，均在“文”与“礼”的紧密相关中体现出分别和差异。艺术美尽管在当时尚未明朗化，然实际上已存在于修身之文中，言语辞令之美是其萌芽；同时也体现于绘画、工艺制作中，线条色彩是其表现。由汉至魏晋，伴随着文体意识的明晰以及诸种艺体的自觉与独立，艺术美学理论总结中的“文”以对绘画、诗歌、书法、音乐等艺术活动的观照，渐次绽放出更多形式审美的意蕴，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15] ，在这些线条、音符、色彩等“形文”、“声文”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情文”文饰的欣赏中，主体并未游离于外，而是化身于“文”内，在“南山”的对面，在与“南山”的互审互视，互相欣赏中，与“南山”一起，成为艺术的有机组成。
“文”的本义指纹路、纹理、线条、色彩、声音等,延及一切感性形式，这种对于形式的发现和形式感的领悟正是中华民族形式感和审美意识的起源,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起源，关于“质”的发现与思考同样是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起源。许慎《说文·贝部·质》曰：“质，以物为赘。 ”[16]朱俊声释曰：“以钱受物曰赘，以物受钱曰质。 ”[17]可见， “质”之本义为有交换价值之物，当价值指向由“物”而移于“人”时，便有了先秦时儒家之“质”对于君子伦理之德的意蕴；又移及人的愉悦之感时， “质”便成为使人感受到的抽象美，其美之内核为真与善，其可感态势如充实、朴、素等。先秦时期，道家尚“质”抑“文” ，儒家重“质”轻“文” ，然无论理解如何不同，对“质”与“文”的发现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初步觉醒和艺术审美的早期孕发。整个魏晋南北朝，艺术沿着自觉的方向不断提升着“文”的比重，对艺术之“质”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譬如在诗文之“质”的理解上呈现出两种走向：一是针对“笔”体文学即“理智的文学”呈现出自“道”而“理”的变化；二是针对“文”体文学即“情感的文学”由“志”而“情”又融合为“意” ，然无论是由“道”而“理” ，还是由“志”与“情”而“意” ， “两种走向都指向人的内心世界，从大自然、国家、社会的外宇宙，走向人的内宇宙，人的‘气’‘情’‘才’‘性’都进入了诗赋文章而力求完美的自我表现”[18] ，在这一过程中，主客体同样都深深地互相蕴含于对方之内。当代的具身认知科学坚信“认知的许多特征，不管是人类的或者其他的，是被有机体的整个身体的许多方面塑造的”[19] ，这种理解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古典艺术美学范畴“质”的“非对象性”特征，对于世界与社会之“质”的理解，并非先在地给定一个答案，提前安放在一个固定的盒子里，只等人去发现，而是在人游走于其中，通过直观感受，通过“在世界中存在” ，在新美学所言的“气氛”中体悟到“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