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中国艺术的“古意”(22) |朱良志|传统艺术

四、中国传统艺术美学话语“非对象性”的哲学之由
那么，中国古代艺术话语何以具有上述“非对象性”特征？又如何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这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哲学思维有着紧密的关联。
“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出现虽然相对晚近，由宋代张载于《正蒙·乾称篇》中首次明确提出[30] ，然其所体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却早已在殷周之际的《周易》中广泛存在，并在其后儒、道学说的相互激荡交融中不断得到传承与发展，演化出“天人同类”、“天人同数”、“天人同构”、“天人同律”、“天人同象”等诸多思想学说，成为儒、道、释诸家共同认同和追求的哲学主张，并逐渐积淀为一种传统的“文化基因” ，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心理，也影响着中华传统艺术的美学话语特征。
在中国文化历史演变过程中， “天”不仅指“自然界” ，更有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层次性， “人”之涵义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人类” ，更有其主体意味的个体性与鲜活性， “天人合一” ，就其传承至今的内涵来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人相合。指天地万物与人本为同源，天与人同为一体，即天与人的关系并非互不相关，亦非互相对立，而是同处一宇宙，共存一时空，天人同命运。其次，天人相通。指天的运行规律与人的道德原则、生长规律相一致。天有其自然的运行规律，人亦有其内心的道德诉求和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二者相契相应，此为一相通；通过经验积累与思索认知，天的规律、法则还可以为人所识，为人把握，人可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学习，顺天而为，此为又一相通。 “天”与“人”相合相通的思想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古代非常独特的生态性哲学思维，并主要体现出三方面的思维特征，其一，有机性。 “天人合一”的思维认为万物如生物有机体生命中的各个细胞一样，紧密相连，互相联系而构成一个整体，这种思维强调整体、联系与系统。其二，互动性。认为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性思维警醒人们：于人的角度而言，人可以感通甚而感动天地，人之身体的自然节律随天地而变，故天地并非人之对象化的“空间容器” ，相反，人与天地同气相求，同类相应，相顺则畅，相逆则塞。其三，生成性。 “天人合一”的思维强调无论“天”与“人”本身，还是“天人关系”均非一成即不变，而是逐渐生成，均为动态之过程。从 “天”与“人”本身来看，二者均经历着出生、生长、发育、衰落、消亡的过程。从天人关系方面，无论从自然的角度看“天”与“人”的相和相谐，从人文的角度看“人”与“他人”的共谐相处，抑或是从宗教的角度看“人”自身“身”与“心”的统一相谐，均具有动态生成的特点。
有机性、互动性、生成性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艺术美学话语的“非对象性”建构， “天人合一”的有机性特征为中国古代艺术美学话语中主客关系的确立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参鉴，培养了艺术美学理论主体平等相待的交往品质，从而能够生成“非对象性”的艺术美学话语。《历代名画记》有言：“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璪所受。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毕宏于是阁笔。 ”[31]当落笔纵横，不为前法拘滞且已富有名气的毕宏惊讶于张璪的画作，并问其何故时，张璪回答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张璪所言，恰乃“循本尽心”的艺术追求，也正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性特征的突出体现。 “造化”与“心源”的有机统一，建立起来的是物与我的有机联系，消弭掉的是物我之间的隔阂，面对“造化” ，我并不居高临下，而是用心“师”之， “师”就是以对方为崇尚对象的效法，是一种放低姿态的亲切走近，以己之心源去迎接“吾之师”造化，故“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便为对于审美创造的“非对象性”表达。郑板桥的画竹理论，提出竹于四处之说——院中之竹，眼中之笔，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以及胸无成竹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雾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32]竹于院中，尚未入吾之眼；竹入眼中，眼中之竹则又非院中之竹；竹至胸中，胸中之竹，亦非手中之竹；以手画竹，手中之竹亦非胸中之竹。在此过程中，竹之于人，非人之意“强设”之竹，人并不以自己的意定之则去规训自然之竹，而是任自然之竹在胸中摇曳、舒展，与胸中勃勃之意亲密相触，并一起迸发于笔端，成为法外化机之趣，郑板桥所谓“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 ， “胸无成竹”、“化机之趣” ，均体现了有机统一的天人之趣，也均为“非对象性”的艺术美学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