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的可不是等闲之书”( 二 )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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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始于我妻子给我的建议：不动手就闭嘴。大约在1989年或1990年的时候，凯瑟琳·夏安和我读着关于国内高等教育性质的论战，感到越来越惊异。现在光是要转述当时辩论的那些老生常谈，就隐约勾起一阵气愤和无聊：在一个不仅有欧洲人，更有世界其他各民族（例如非洲奴隶的后代、印第安人）的国家里，西方的经典作品和“欧洲中心”的课程安排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应该要求过去的弱势团体（如女性和少数族裔）去读遍已故欧洲白种男人的作品？
这些问题本身并非不合理，但现在看来委实难以相信的是，任何十六岁以上的人居然会用“已故欧洲白种男人”一词表达责怪之意。这些字已经显得过时，就像我在1968年春天戴过后就被塞进梳妆台抽屉的角落的珠子项链一样，有点霉味。这些怨言通常来自学院内的左派，尤其是一些女性主义、非裔美籍的学者们，而回应他们的则是保守派人士，这些人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地指出西方传统对美国国家精神的重要性。人文学科国家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前后两任主席，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及林恩·切尼（Lynne V.Cheney），都说了“人文学科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有多么不可或缺”之类的好话。但他们在论战中的言下之意显然是，如果我们读错了书，就无法保护国家不受相对主义或其他东西的威胁。这可是与国家考量，甚至地缘政治考量息息相关的。文学变成了政策问题。
文学落到这种地步令我沮丧，保守派对学院左派的攻击也令我沮丧，例如罗杰·金博（Roger Kimball）1990年的《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书，就把文学说成是神圣得不可言传，而且根本不可动摇的一套价值体系，可以也应该将之灌输到每一代美国学生的脑袋里。但我心目中理想的读者反应并不是被动的；我也不能了解，如果这些作品除了让读者“谨受教”之外没有产生任何更强烈的感觉，它们怎么可能达到经典的地位。
愈深入这场辩论，我愈苦于一种不真实感。三十年前我很喜欢上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课，但之后就忘得差不多了，就像大家都把大学学过的东西忘记了一样。那些课堂上读过的书究竟留下了什么一鳞半爪的印象，又如何影响到我的品位、感受力，甚至行动，我说不上来。这不就是奥秘所在吗？教育的奥秘，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参与辩论的那些人却似乎知道。他们大肆提出各种主张，以支持或反对那些书及其所代表的西方传统。同时，他们讨论文学、哲学、政治理论这些作品本身的方式是面目模糊、虚无缥缈的，把书仅仅当成了一场意识形态之争里的兵器。
莎士比亚为殖民主义张目？卢梭是“霸权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的一分子？希腊经典是民主的堡垒？人们用这些字词谈论的真的是文学和哲学吗？这让人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参与论战的起码有好些人都二十年以上没碰过那些书了。这样的经典作品真的可能会像右派说的那么无趣，或是像左派说的那么邪恶吗？这些书本身的内容和风味都被剥夺了。而在这样的论争中，阅读的行为本身常常被掏空而失去了在所有读者生活中的一席之地，失去了它本来带给读者的压力和乐趣，抑或枯燥乏味或是偶尔的幸福感，更失去了它特有的孤独和令人入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