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的可不是等闲之书”( 五 )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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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整整一学年的时间读那些书，观察老师和学生，并检视我自己。与此同时，除了短期告假，我去看电影并为《纽约客》杂志撰写影评，就如我多年来所做的一样：我早上帮妻子叫小孩起床，晚上赶他们睡觉，尽可能地过着正常的生活，善尽身为丈夫、父亲的职责，照样纳税、参加派对，与一些人为友或为敌。我认为，重点不是在于放弃我的生活，而是努力过好它，同时看看那些书会如何参与进我的生活方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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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定下了一些规则。什么都读并且做笔记，但在写的时候，则只谈最吸引我的那些书。一视同仁地崇敬那些与自己本无共鸣的经典作品是学术恶习，我必须避免。阅读是为了乐趣和学习，而当我觉得无聊的时候我就会直言不讳。其次，我依凭的是自己的反应和课堂上的东西，不碰二手的资料。我知道要避而不重读一些经典论著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论模拟》（Mimesis），这本跨越半世纪的巨作，几乎可当作文学人文课的补充教材来读。但我不想一头栽进当代的学术评论之中，把时间都花在了解最新的理论家并与之辩论上，而将马基雅维利忽略了。我决定只约略涉猎现代学术评论，能了解教授们在说什么就足矣了。
作为一个现任的采访人员和评论人，我学会了相信自然涌现的第一感觉。基于需要和个性，文化采访人员通常是印象主义、经验主义的；他在乎的不是我们是怎么知道的，而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以及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质地、色彩和经验令他兴奋；如果他没有麻木不仁的话，艺术会令他心醉神迷。但艺术的产生背景和社会组成对他而言毫无吸引力，或者被认为了解它们是次要的。我相信我不会被指控为在赞扬无知。但在不以自己的短处为傲的情形下，人是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能和知识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避免使用评论的写法；我要犯下纯文学至上主义的滔天大罪（以学术圈而言），为我自己和读者的乐趣而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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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不要有人把这本书读成是对某一所大学的歌功颂德，从而暗地贬抑其他的大学或学院。本书意不在此。因为教育之途遥远曲折,不是只有一条阳光大道直通仙境，而是有许多大路和小径，也有无数长满树篱的步道和弯弯曲曲的岔路。哥伦比亚大学是本书的背景而非主题。想寻找机构历史或行政细节的人得到别处去找。
一般的读者只需知道，当代文明课脱胎于哥伦比亚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设的“战争议题”课，从一开始便被视为对西方文化的讲述；文学人文课（起先被称为“人文课A”）首度出现在1937年，起源于身为教师和编辑的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历时数年设计出的一个课程。从一开始，文学人文课就是要在一个有越来越多东欧、南欧后裔学生的学院里，建立起基督教欧洲文学的神殿，把那些未经洗礼但孺子可教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同化入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如此看来，这些课程现在被攻击为使移民后裔或少数民族或女性等边缘化，实在是件很讽刺的事。原先的意图或影响仍残留在这些课程中并起作用吗？这是我开始时的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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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几点需要澄清的。我无意暗示只有这些书才是重要的，它们甚至也不见得是这种课程的最佳选读教材。在某种程度上，这份书单是武断的，我相信大多数在哥伦比亚讲授或选修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课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其他大学的书单可能同样有效，而哥伦比亚大学自己的书单也在不同时期改变过（自1937年以来，以不同排列组合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人文课书单上的书超过一百三十本）。要是时间足够，我们可以读遍所有，而这样的话书单就根本不需要了。但要开课就必须做取舍，而这些书单的确具有代表性，因而适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