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他走了四年，妻子深情追忆……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四 ) |南开大学|历史系

泽华一直听力不佳， 2005年春节，他因流感高烧住院，由于值班医生不当使用抗生素，致使他的听力大幅下降，每况愈下，最后几近失聪。此后十多年完全靠助听器与外界联系。家里来人，他会把我叫过去做“翻译” 。
但奇怪的是，凡是来人与他谈起学术话题，他的听力会神奇地变好。最明显的一次是2012年秋天，小熊（培云）接受微软之邀到西雅图讲座，顺便到我女儿家看望先生，两人兴奋地交谈了很久，谈话声音也并不大，泽华不但不用我做“传声筒” ，而且对在客厅另一头闲聊的其他家人也没像往常那样表示抗议。我问他，我们大声说笑没影响你俩谈话？他说他是选择性耳聋，凡是学术性的，或他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他就能听得到。的确，他的几位老弟子和他交谈从来都不用我做“二传” 。后来能与他直接攀谈的老友更是寥寥无几，在他离世前半年最后与他相对长谈的，只有如兄长般的挚友宁宗一教授。这种倾谈与其说是语言的交流，不如说是心灵的默契。
本世纪初，泽华和我商量，想用他每年的稿费在历史学院设立一个学生论文奖励基金。不论哪个专业的学生，只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兴趣，能写出该领域有新意的论文，都以同样的标准参加评奖。我想了想对他说：“干脆，每年评出优秀论文时，你需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行吗？”他高兴地连说：“可以，可以。 ”在学院里公布这个消息后，各个专业的学生，都踊跃投稿。首届获一等奖的竟是一位世界史专业的本科生，泽华那个高兴啊！这位同学后来师从美国史专家李剑鸣教授攻读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与泽华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联系。
从教数十年，泽华称得上是一位执着而有担当的教书匠，他一生秉持“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理念，与学生平等交流，砥砺前行。作为回报，他的很多学生都已成为社会栋梁，也成了我们家的亲人。
担任系主任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泽华激活了他被迫搁置的研究计划，全身心投入他热爱的史学研究中去。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泽华的肝脏、心脏功能受损，健康状况不佳。为了专注于讲课和科研，他辞掉了包括教研室主任在内的所有校内外事务性工作。
1983年某日上午“工间操”时，我顺便到收发室查看信件。一看有刘泽华的信，是教育部的信封，上面赫然写着“刘泽华副校长收” ，我笑着对周围的人说，教育部怎么有人这么不严肃？到家把信交给泽华，泽华连头都没抬说，有人开我玩笑呢。没过两天，校党委组织部陈部长找他谈话，意思是校领导已向教育部推荐他为副校长。他当即表态，感谢学校领导对他的信任与肯定，但自己性格使然，不适合做校级领导工作；再说，国家对外开放，高等院校对外交流势必越来越多，他不懂英语，不具备当校领导条件，还是更适合做科研、教学工作。
1984年初全校系主任换届。历史系教职工要求选举系主任，校方未表示反对。于是系里有人提议，由刘泽华任系主任。泽华以身体正在休整且不擅长行政工作为由，再三推辞，但系里自由投票时还是多数票通过，泽华只好带病上任。他没辜负历史系同事们的信任与委托。任职后，对全系教学人员的科研、教学做了大量的改革和调整，但一切变革又都是和风细雨的。我至今记得，一位当年做系办工作的年轻人对我说过：“在刘老师领导下工作，心情特别舒畅。他对我们放手、信任，没有压力，我们工作起来带劲儿。 ”泽华当系主任时，尽量少开会，开短会。听他同事说，每周五下午全系教职员例会，刘老师总是靠坐在教室里的木质扶手椅上，总结上周工作，布置下周工作，最多二十分钟。大家有话就说，没有就散会。从不拖泥带水，浪费大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