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12) |朝花夕拾|鲁迅|张旭东|杂文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改革者为了许多不幸者们， “将一生最宝贵的去做牺牲” ， “为了共同事业跑到死里去” ，只剩了一个绥惠略夫了。而绥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蹑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 。
绥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想了，对人的声明是第一章里和亚拉藉夫的闲谈，自心的交争是第十章里和梦幻的黑铁匠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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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集续编》
这段话或可看作鲁迅对自己写作伦理困境的一般性思考，但此刻杂文的路径则使它变得更为切题、尖锐。这也提醒我们，所谓“杂文的自觉”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并不是对此前鲁迅文学生涯的否定或扭转，不是道路和手法上的改弦更张，而是鲁迅到目前为止一切经验、能量和思考的总体性的激化，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总动员性质的集结、凝聚和结晶，它带来的是一种更大的文学密度和文学强度。这更像一组相同的文学母题在同一个文学空间里的结构调整、文体混合和风格叠加。随着新的意识即自我意识的出现，随着这种意识带来的选择、决断和综合，新的审美实质、政治强度和写作策略也都从原地内部“再一次”界定了鲁迅文学。
鲁迅认为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 ，是“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 。但鲁迅自己并不是厌世主义作家，虽然他的生活和写作也不时陷入类似的“黯淡”和“包围” ，虽然他挣扎和搏斗的姿态也常常是“强者”式的，即“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终身战争”的“反抗而且沦灭” 。不过，《朝花夕拾》和《华盖集续编》在写作时间和象征意义上的共生和相互援引，的确挑明了鲁迅文学的独特个性。在这种亲密的文体混合状态中，回忆散文同杂文及其自觉实现了更高层面上的同一性，即在杂文写作模式中的统一性。同时，回忆散文和杂文及其自觉并非分属“惟人生的事实这本身中寻出欢喜者”的两边，成为一种分裂的“苦恼意识”的表达，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共享这种生命和生活本身的幸福意志，而后者在虚无、纷扰、芜杂和黑暗中不懈追寻的种种时间的幻影，正是那种即便在最深的夜中仍给鲁迅文字带来暖色、希望甚至甜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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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鲁迅在漂泊辗转中开始并完成《朝花夕拾》，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学史事件；它也是由“杂文的自觉”开启的更激烈、持久的存在斗争和文学斗争的一个准备环节或战术操演。在“世界的杂文”展开之际，如果直面当下的杂文代表着“存在” ，那么唤回旧日时光的写作就记载了“附丽于存在”的“希望” 。也就是说，思乡和怀旧的价值在于它们事实上的未来指向；它们存在并能够“哄骗”作者的理由，乃是“将来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 ，因此， “为光明而灭亡”也就为同黑暗一起消失（“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38）提供了道德和审美的最终依据。如果《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代表一种文学的“现实原则” ，那么《朝花夕拾》（以及同属“过渡期”和“杂文的自觉”范畴的《野草》《彷徨》39）就代表着一种“快乐原则” 。如果《朝花夕拾》是一幅内心风景画，杂文就同时是它的画框、画廊和美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