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八 ) |朝花夕拾|鲁迅|张旭东|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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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
这种蓄意的混杂和游戏性也体现在《二十四孝图》中，比如：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这些话，绅士们自然难免要掩住耳朵的，因为就是所谓“跳到半天空，骂得体无完肤， ——还不肯罢休。 ”而且文士们一定也要骂，以为大悖于“文格” ，亦即大损于“人格” 。岂不是“言者心声也”么？“文”和“人”当然是相关的，虽然人间世本来千奇百怪，教授们中也有“不尊敬”作者的人格而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好”的特别种族。但这些我都不管，因为我幸而还没有爬上“象牙之塔”去，正无须怎样小心。倘若无意中竟已撞上了，那就即刻跌下来罢。然而在跌下来的中途，当还未到地之前，还要说一遍：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20
不仅如此，谈到“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时，鲁迅仍然要拿“公理”“绅士”和“流言”来开刀，暗示由它们构成的人世远比阴间更可怕。在后悔曾经颂扬过阴间、没能“言行一致”后，作者还告白自己“确没有收过阎王或小鬼的半文津贴” 。而“总而言之，还是仍然写下去罢”21这样的插入语，则更是“杂文的自觉”的标志性语句和写作姿态。
有意思的是，《二十四孝图》引了一句“听说”是“阿尔志跋绥夫曾答一个少女的质问”时说的话：
惟有在人生的事实这本身中寻出欢喜者，可以活下去。倘若在那里什么也不见，他们其实倒不如死。 22
鲁迅在1920年从德译本转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并在次年做《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其中谈及阿尔志跋绥夫代表作《赛宁》中主人公的言行， “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欢娱，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虚伪”23 。这里的“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包括一切在生物决定论、生命欢娱和幸福等“无治的个人主义”之外的社会性需要，包括政治诉求。为此，鲁迅还特别引了小说中主人公对朋友说的一段话：
“你说对于立宪的烦闷，比对于你自己生活的意义和趣味尤其多。我却不信。你的烦闷，并不在立宪问题，只在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使你有趣罢了。我这样想。倘说不然，便是说诳。又告诉你，你的烦闷也不是因为生活的不满，只因为我的妹子理陀不爱你，这是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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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绥惠略夫》
鲁迅在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前所做的《记谈话》中，谈到为何会在欧战“公理战胜”后，挑选《工人绥惠略夫》这一篇来翻译：
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 ——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 。 24
更深一层的相关性则在于鲁迅文学本身。彼时鲁迅事实上认可那种“自然的欲求”（“专指肉体的欲”），同时也赞同阿尔志跋绥夫为赛宁的“解辩” ，即“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希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 ，因为这些都符合鲁迅当时信奉的生物决定论，符合在“生命便是第一义”原则指导下的、积极虚无主义意义上的“为人生”的“写实主义” 。于是，鲁迅认为批评家以为《赛宁》的“性欲描写”是“教俄国青年向堕落里走”“其实是武断的” ，因为阿尔志跋绥夫那“诗人的感觉，本来比寻常更其敏锐” ，所以他写出了1905年俄国革命前、在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中出现的“典型人物” 。鲁迅把赛宁的议论理解为“不过一个败绩的颓唐的强者的不圆满的辩解” ，颇恰如其分；更重要的是，它与鲁迅自己的积极虚无主义的存在政治和存在诗学的总原则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