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七 ) |朝花夕拾|鲁迅|张旭东|杂文

“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是《朝花夕拾》的基本写作状态，在形式-结构上暗中规定了其文体风格乃至基本句式。《朝花夕拾·小引》中的句子和段落可视为全书各篇及其排列编纂的形式和结构的再现与浓缩。 “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立即引发“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头上飞机的鸣叫马上让作者“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 。这些对写作“实时”瞬间的回顾，随即接续对《朝花夕拾·小引》写作的“当下”环境的描写（“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继而引入“转折期”和“杂文的自觉”写作状态中常常出现的关于“工作”或写作意义的“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的主题：
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不仅这种状态、情调和思绪是地地道道的“杂文范儿” ，作者还要再加上“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的说明，仿佛以此来进一步突出和强调“文体混合”的用意。所谓“不能够”“带露折花” ，甚至将“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幻化”为“离奇和芜杂的文章”的困难，都指向黑格尔“世界的散文”意义上的纷杂、冲突、多样化和琐碎化的象征结构16 。相对于这种结构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作为怀旧情绪之“诗学对象化”的往日意象，只能在作者的眼前“一闪烁”而已。因此，《朝花夕拾·小引》里用“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这些“极其鲜美可口”的具体事物，来“换喻”性地指代《朝花夕拾》中所有“思乡的蛊惑” 。这种味觉（或许还包括嗅觉）上的“旧来的意味留存” ，以其身体性的“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17 ，成为一种主观经验和内心影像的最后的保留地和庇护所。但就其语言存在的结构性规定而言，这种看似远离杂文世界的喧嚣的“美文” ，又何尝不是在前者的皱褶、缝隙和变动中栖身，作为“纷扰”“芜杂”“流离”留下的“涡纹”而呈现。下面这段《朝花夕拾·小引》中关于作者工作背景的说明，本也是鲁迅文字中常见的，但在此却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它为《朝花夕拾》本已与杂文杂糅的“美文”再加上一个杂文的画框：
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同《小引》最后写到“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一句首尾相接，《朝花夕拾》开篇的《狗·猫·鼠》以“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一句开始，接着谈“一到今年，我可很有些担心了” 。熟悉鲁迅1925年同《现代评论》派恶战的读者，自然都会在直接的杂文攻守的语境中，理解作者所谓其笔墨“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 ， “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18这样的语句。也就是说，后面有关狗、猫、鼠的故事，本身就是在杂文寓言故事的层面上，在同杂文论战的当代读者的默契中展开的。文章固然包含回忆的“本事” ，但行文中不时穿插的诸如“但它们从来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 ， “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 ， “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19 ，却不断把读者拉回到杂文的话题、文体和风格中去。作为《朝花夕拾》的首篇，《狗·猫·鼠》可以说为一种高度自觉的、甚至是游戏性的混合叙述与抒情的写作风格定了调子。这同许多读者建立在早年对《朝花夕拾》的“纯文学”阅读经验上的未加反思的印象或记忆，或许还是有相当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