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十 ) |朝花夕拾|鲁迅|张旭东|杂文

只有透过这个杂文性质的叙事序幕，我们方能充分领会“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这样童话般的、表演性的，或者说舞台布景式的画面展开。行文中偶尔夹杂的“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 ，以及对老先生大声朗读的观察（“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都点到为止地提醒读者这幕童话剧的杂文框架和历史框架。在记述“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 ，以至于竟集成两本绣像小说描图画本，在缺钱时卖给了一个有钱的同窗后，文章以“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31戛然而止。这个略显突兀的结尾以其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的笔法，再次突出了那种往事不可追的虚幻和虚妄，同时也传达出一种“让死者埋葬死者”的积极乐观情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这两种情绪、状态、态度和方法携手共谋的创作成绩，那种甘愿让永远失去的过去时光“哄骗我一生”的好心情，正是“世界的杂文”积极、饱满的“此世”和“当下”感的体现。这篇文字可以说是“在路上”的杂文家祭奠“超验的无家可归”状态的小小的仪式，以此抵挡和排遣“孤岛”生活的“寂寞” 。与此同时，在记忆的深处，这种祭奠仪式又何尝不是对纷乱嘈杂的纠葛及其带来的大小刺激的一次有意的遗忘和清空。它是杂文家最好的精神休息，其效果应远在海边散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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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厦门大学开学后，鲁迅的教学、撰写讲义和其他学院活动日益繁忙起来，但他仍然连续创作了《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后续几篇再现和扩写了《呐喊·自序》的几个基本母题，进一步展开了叙事性散文和“国族寓言”写作样式，在新的杂文风格框架和写作样式里建立起可与鲁迅小说中的叙事和描写相媲美并可相互援引的“情节”、意象和寓意。鲁迅在人生又一个转折和漂泊中“重访”“重走”和“重述”以《呐喊·自序》为梗概的早期家庭史、国族史。个人求学和精神自觉的“漫游时代”和“成长史” ，无疑具有双重的“再出发”意味。因此，创作这一系列时所用的“旧事重提”总标题中的“旧事”实则有双重含义：既是记忆中往事的“本事” ，同时也是再次清算尚未了结的“老账” 。如果说回忆“本事”常通过一种“准小说体”或“拟虚构”（如人物对话）呈现，那么后一种重审和再批判性质的“重提”则完全是杂文式的。我们在《父亲的病》中对中医和孝道的议论、《琐记》里对流言和流言家的回忆，以及《藤野先生》结尾处对正人君子的念念不忘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杂文式的“不宽恕”32 ，并在这种“追讨”过程中，再现、提升了贯穿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议题。这种“旧事重提”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二重性，一方面使得《朝花夕拾》既成为一种经验整理，为出走和漂泊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和动员；另一方面，也具体、生动地象征甚至演示了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即在“杂文的自觉”的高度上展开并日渐完型的新的文体混合和风格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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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藤野先生》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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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集续编·小引》在《华盖集·题辞》表露的文学意识基础上，对作为生活方式、写作方式和审美方式三位一体的杂文生产方式做了进一步说明和自我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