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熏|吳佩熏:南戲“三化”過程中的體製演進( 四 )


明末沈寵綏的《度曲須知》擷取南北語音之長 , 特別針對五聲發音、韻協、四聲陰陽等南北語音的差異 , 提出一套「體兼南北」的辦法 , 最後擬定出新一代的「戲曲正音」 , 實際上就是「蘇州官話」 , 這種語音在尖團、歸韻、聲調等方面化合了中州音和蘇州地區正宗(指長州、吳縣)的吳儂軟語 , 所以它既保持了吳儂軟語的基本韻味和特色 , 如舒徐委婉 , 溫文爾雅等然 , 而它又糅合了北方語音的遒勁、豪放因素 。
南戲的協韻律在「崑曲化」時期發生了刨根換底的變革 , 從張鳳翼與梁辰魚兩人的用韻準繩即可分辨「崑曲化」革新了南戲的韻協 。
吴佩熏|吳佩熏:南戲“三化”過程中的體製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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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熏|吳佩熏:南戲“三化”過程中的體製演進】張鳳翼石刻像
張鳳翼的創作時間橫跨嘉靖與萬曆 , 劇本數量多 , 是吳中、金陵劇壇的常演劇目 , 但是張伯起的用韻習慣維持方音取協 , 意即伯起的曲律觀念並沒有受到沈璟「必遵《中原音韻》」的號召;而梁辰魚與張鳳翼是好朋友 , 伯龍本身也具備音樂造詣 , 雖然沒有得到魏良輔的親傳 , 但與崑腔同好交情匪淺 , 又有入室弟子相互切磋 , 加之與器樂家、歌唱家、歌妓往來密切 , 在水磨調隆興的時代氛圍中 , 選擇用《中原音韻》來編寫《浣紗記》 , 成為嘉靖末年首部官話化的南曲劇本 。
在伯起與伯龍身上 , 可觀察到嘉靖年間劇作家曲學觀念的演變 , 在崑山腔力求向官話靠攏的聲浪中 , 梁辰魚率先採用《中原音韻》來編寫《浣紗記》 , 體製規律明顯超越同時代的其他劇作 , 故「新傳奇」的體製規範在梁辰魚的手中確立 。
總結上述 , 「崑曲化」階段 , 崑腔曲論家和作家攜手推動了南戲協韻律的演進 , 改用中原音系的體製劇種 , 已和宋元明南戲之體製規律截然有別了 。
三、唱法行腔之演進
咬字吐音方面 , 魏良輔曲話形式的《曲律》 , 化繁為簡的終極要義就是「字清腔純板正」 , 又《南詞引正》有吳人音讀的舉例辨析 , 牽涉到聲母、元音、韻母的咬字與唱法 , 故魏良輔是明人用聲韻學解釋崑腔度曲論的濫觴;九十年後沈寵綏繼續在《絃索辨訛》和《度曲須知》兩本專著提出完整的「切法即唱法」的演唱理論 , 將語言的聲母、韻母、聲調 , 和歌者口腔的咬字吐音緊密繫連 , 以六種鈐記說明「字頭─字腹─字尾」的各須注意的口法行腔 , 以此聲韻系統作為有明一代的「戲曲正音」 , 方能將字腔念得飽滿 , 得字正腔圓之妙 。
吴佩熏|吳佩熏:南戲“三化”過程中的體製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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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律》
南宋迄元的王朝更迭 , 使南北音系在時空遞變中各有面貌 , 北方音系的聲母與聲調簡化許多 , 唯獨韻母保留三種鼻音韻尾 , 因此若以《中原音韻》來檢視南戲的用韻可說是十分混亂 。
魏良輔、王驥德、沈寵綏三人逐步建立起有明一代「戲曲正音」 , 過程之中都是通過南北語音的差異比較 , 對南北音系有所取捨 , 大方向是「截北補南」 , 吳語只有四聲八調俱全、魚模有別、陰出陽收被特別強調保留 , 從更高的視角來觀覽明代曲論家的作法 , 無非是要為水磨調一字三切 , 依字行腔的唱法提供更多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式 , 讓字頭、字腹、字尾有更多樣且具有辨義功能的音位選擇 。
宋元明南戲的舞台演出 , 其實我們所知是很有限的 。 直到「崑腔新聲運動」的發起 , 我們才得以通過文獻記載了解明中葉吳語地區的語音唱念 , 以及曲論家對咬字吐音的講究 , 此為崑腔演唱論對南戲最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