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黄旦｜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 三 ) |理解媒介|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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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媒介角度”即意味着媒介不仅仅是一个物品、一个对象，更是一个考察社会、人乃至世界的站点。这一“角度”或者视角，就是媒介的“居中”或“中间”位置，按米歇尔和汉森的说法，乃为“调节” ， “调节”是所有媒介共有的“媒介性”（mediality）。报纸、广播、电视之所以是“媒介” ，就在于它们共同的“媒介性”——处在中间位置的“调节机构” ，更为切近的表达即“交转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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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在我们熟知的“媒介”（media）中，包含着“medium” ，但又不仅仅是“medium”的堆集。它包含不同的“medium”——媒介物，即单个媒介独有的物质或符号元素的特性，此时，或许可以说它是“medium”的复数形式；然而，它又抽绎并蕴含着所有单个媒介（medium）都不可缺少的“媒介性”（“调节”）这一处在“中间位置”所必然发生的机制和作用。这样的两层含义，就构成了一个集体单数名词“media” 。由此我想到《说文解字》关于“媒”的释义：“媒”即“谋也，谋合二姓者也” ，指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居中转圜之义。这就难怪，德布雷把媒介看成促发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媒介的重要性就是“搭桥” ，也就是说，要让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受孕” 。媒介不只是“处于中间位置” ，它还要对通过中间项连接的两者起作用。它要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模型，超越所有的企图，产生出一个特殊整体。媒介有“媒”有“介” ，是“媒—介”的互应和互动，是一种“交转” 。在它的触发和协调下，各种关系因连接而相互转化，因转化而形成新的形态或面向。媒介由此成为“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 ， “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我们的东西” 。媒介不是工具，工具只着眼于效率和效益，媒介则具有开拓现实的作用，开启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各种不同可能性。没有媒介，就如没有桥梁。桥梁不只是连接，更是交接引领我们通达彼岸，而在通达过程中周边的景色和诸种关系得以汇聚和展开。因此，凡有媒介，就有发生，就有事件，就有变动，就有新的进展。吴江贾氏三子夜奔上海，恰为此做了一个见证。
犹如物质性依托于具体的物质及其形态，单个媒介的技术特性不同，带来了媒介性（交转性）的方式及其模式呈现的千差万别：“在口语文化的社会里，许多人在同时说话；相反，在书面文化的世界里，一次一个人说话至少是在人们的期待之中。 ”媒介事件——电视的直播，则使得全球成为一个竞赛场或大剧院，造就出新的场景，甚至奠定了尼尔·波兹曼所忧心忡忡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 。复制技术使艺术失去了灵韵，却也使得大众在其展示的观看中有了接触本来只能顶礼膜拜的艺术品之机会。舆论，是报刊史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术语，但恐怕没有太多的研究者知道，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舆论”是在印刷报纸产生后才有的。报纸就像是一个“公共交谈”的平台，一支笔启动了上百万条舌头，分散的地方的意见被集中、被融合，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抽象和独立的报纸意见共同体，并被命名为“舆论” 。没有报纸，人们的交谈就不会对任何人的头脑产生影响。因此， “舆论”以及所谓的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国际主义，都与报纸的此种“公共交谈”（交接周转）的协调有关。依此而进，报刊和舆论的研究，就不应是以内容为内容、以文本证效果，而应切入报刊的“交转性”之作为，关注“公共交谈”的运作和方式，并从这样的逻辑中揭示内容和文本的形成及其带来的后果。以此反观报刊与历史，比如众所周知的《时务报》与戊戌变法、《苏报》与排满革命、《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辩论等，恐怕就会有新的领悟，发现新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