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黄旦｜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 |理解媒介|报刊

◆ ◆ ◆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本文图片

有学术的思想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 ◆ ◆ ◆
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
黄旦｜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一
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晚清科考政策发生变化，除了诗文，还新增时务、掌故、天算、舆地等内容，为适应此种变革，吴江乡间有贾家三子，受人指点，开始接触上海报纸以补新知。 “兄弟三个是见所未见，既可晓得外面的事故，又可借此消遣，一天到夜，足足有两三个时辰用在报上。 ”眼界开了，行动也就开始，他们拿出私房钱托人在洋货店买回来一盏火油洋灯，一亮如同白昼，油灯那点摇曳之火，就显得可怜无比。自此三兄弟更加留心看报，凡见有外洋新到器具，即托人购买，不管是否合用。仅此仍不解渴，他们反而更加向往去上海见见世面，因为从报纸上看到那里还有自来水、电气灯等种种稀罕之物，非火油洋灯所能比。谋划再三，三兄弟遂瞒着母亲，私下租了一条船，半夜时分偷偷上船奔向上海。
倘若这是一段史实，依照现有的研究思路，我们会关注什么呢？或许是当时的吴江乡下，已经可以看到多少报纸，都是些什么报，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播的；又或许是当地读者都是哪些人，主要读什么，报纸对他们产生了什么作用；也有可能据此考证当时有哪些洋货进入吴江地方，它们是如何流入的，购买洋货的都是什么样的家庭；当然，也可以从这样的例证中，分析报纸在上海向周边辐射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样的一些研究都从各自不同层面触及报纸及其影响，其价值不言而喻。然而，所有这些研究相加，让人觉得仍未击中这个故事的真正命意。比如为什么是读报让人“晓得外面的事故”？为什么报纸可以是购买洋货的指导？报纸的“上海”怎么就理所当然等同于实际的上海？报纸这种诱导的力量来自哪里？总而言之，没有报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那么，报纸是什么呢？
很遗憾，在我们的研究中的确没有人去追究报纸是什么，而是把报纸当作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物品。这不仅把报纸常识化了，而且也难以切实把握研究者惯常重视的报纸内容及其作用（比如与书籍有何不同）。此种所谓的报纸历史研究，也就名不副实，实际上是没有“报纸”的报纸研究。历史学家达恩顿就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研究者们总是希望通过考查印刷的世界，能打开一扇透视法国大革命的新窗口，但他们从来没有打算了解，这种主要传播工具是如何贡献于现代的第一次伟大革命。 “历史学家一般把印刷文字当成是什么东西发生的记录，而不是发生的因素” ，是报刊帮助塑造了其记录的事件，可以说，这场大革命如果没有印刷报刊，就不可能攻克巴士底狱，而且不可能推翻旧的君主专制。
报刊与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这种现象，绝不是历史研究独家的问题，无论是社科还是人文学界，都普遍存在“媒介盲”的状况。其中一些研究者在关于媒介的构成、历史及影响研究方面，路径固然不一，但在关注媒介内容、角色和传播的知识及其构成，而轻视乃至忽视媒介本身上，则是大同小异。梅罗维茨对此就十分不解， “虽然对媒介内容的研究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少对媒介提出其他类型的问题。实际上，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 。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关于电视内容和控制的研究方式与研究报纸、戏剧、电影和小说的内容与控制方式完全相同，它们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 ，它们的差别在其间没有任何意义；而将之与关于工业革命影响的研究一做比较，二者就显出巨大差距——在后者的研究中，没有谁会宣称，他的研究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新机器生产出的物品” ，相反，进入工业革命研究者视野的是，工业革命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对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比如城乡生活的平衡、劳动的分工、家庭结构、社会的凝聚程度、时空观念、阶级的构成，以及社会变化的速度，等等。这很有启发性，要是我们也转变视野，将媒介（报刊）看成一种改变时空和社会关系的新的传播方式本身，而不是当作一个空瓶，我们的研究——比如关于上面提到的吴江贾家兄弟的故事的研究——还会只是围着其内容打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