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黄旦｜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 四 ) |理解媒介|报刊

由于媒介物特性不一，我们的研究就要从其共同的“媒介性”中，揭示不同媒介特性所导致的不同的“调节”或“交转”状况和结果。同时，媒介与媒介之间并非绝缘，它们之间同样是在互相交接、交集，会发生遭遇、碰撞、转接、竞争、分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报纸、讲演、标语传单的相互促进，办报、办会、书信和人际交往的互为条件，学堂、出版社和报馆的互通互惠等，形成一个个自有特点的“媒介圈” 。流转的逻辑就是媒介的逻辑，你抓住我，我也抓住你，与媒介关联的行为都是一个组合事物，是一种特定的塑形。媒介就好似一“活生生的力量旋涡” ，搅和着与之相关的一切东西，然后又不断地吐出来，幡然就是一新的阵势。戴乃迪（Alexander Des Forge）在从晚清到民国早期的“上海叙事”中，就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连载小说与其他的媒介生产及其产品诸如旅游指南、报纸、杂志、图画集、广播、电影、照相、幻灯等交错纠缠，交集成了一个跨文本、跨体裁、跨媒介，而且不断扩张的视觉和文本场域，共同指向上海的特征和意义，以不同的方式，扩展了人们的多种感知和体验，从而为“什么是上海” ，提供了不同的入口、框架和样板。所以，他特地借用德布雷的概念，将之称为“媒介域”（mediasphere），并由此构成整个分析的基础，以揭示媒介之间文化生产的互生互补之复杂关系和样貌，而就是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中，生成了当时的“上海”和关于上海的认识，构成一个“媒介域上海”（mediasphere Shanghai）。与此相比，吴江贾氏三子的感知来源，还是显得有些单一和平面。戴乃迪的尝试和探索，为媒介与历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想象——关心文本但又不拘泥于内容的爬梳、整理和确认。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即当媒介能够被视为单数——它不是单个媒介形式的叠加，而在事实上大于单个媒介形式的叠加之时，媒介研究之“媒介” ，才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媒介研究才可以开掘出自己的空间。因而，从内容转向媒介，从不同媒介转向媒介性，就能够赋予媒介与历史研究一副新的眼镜，也就是麦克卢汉说的，有了“一个恰当的方式” 。
四
依循这样的思路，媒介就是一个概念，一个考察媒介与历史的理论视窗。媒介与历史研究就不能也不会仅仅定格于某个媒介的演变史，不同媒介前后承继的进化史（这正是媒介考古学所要解构的），媒介的社会使用史、功能史等；更不是以媒介内容来补充和证明某些历史上的人和事；而是将媒介作为社会构成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和要素，作为一种“人的延伸” ，研究它的产生、运转和变化是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历史及其文化的。
展开来看，其实整个人类的存在及其历史，都是立足于并且依托于“媒介域”的。我们是有了光才能看，有了声音才能听，语言符号让我们交往，货币则大大促进了交易。这些不同的媒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个区分的区间，为我们在感觉、认知和行为中指定了一个确定的“格式塔” ，都给予我们不同的政治、科学、经济、艺术的操作空间和一定范围的文化真实性。没有这些媒介，也就没有人，没有社会现实；同理，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偏向，自然也就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乃至认识论。这也正是伊尼斯说的，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就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 。《巴黎圣母院》中的一段描写，为此做了生动的写照：沉默的克洛德副主教伴随一声长叹，左手指向圣母院，右手指着那本放在桌上的打开了的书，目光忧郁地在书上停留片刻之后便转向教堂，说：“唉！这一个将要把那一个消灭掉。大的可以被小的打败，建筑物也能被书摧毁！”紧接着，雨果做了如下的评论：“这是僧侣们面对新的代理者印刷术所产生的恐惧，这是站在古登堡伟大的印刷品跟前的圣殿上的人们所产生的眩晕和恐慌。 ”这不正反映出媒介变更造成社会和文化动荡所引发的焦虑和不安吗？印刷机成为“攻城槌，把教堂和城堡夷为平地” 。雨果所感受到的这一点，应该是媒介与历史研究的着重点，也是最能展示其研究价值的地方，倘若我们能将“媒介”作为一个角度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