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春风传意水传愁——女性话题的文学表达( 三 ) 人伦|苦难|马奇|维特|女孩|世界

写过超级畅销书《追风筝的人》的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也曾写下关注阿富汗女性故事的小说《灿烂千阳》。小说里，私生女玛丽雅姆和母亲被隔绝在山上，长到十五岁生日那天，她决定下山，去父亲的豪宅，那里住着他三个妻子、十几个孩子。她从来没下过山，除了母亲、毛拉和偶尔出现的父亲，她没有接触过任何陌生人。路上，一个赶马车的老人让她上车，还给她一块儿糖。她没有被拐走，顺利到达了父亲的家——谢天谢地。
当然，她有她的难题。因为她私自下山，母亲吊死在树上，她被迫远嫁一个比她年长十几岁的鳏夫，却没想到一直无法生育。在阿富汗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玛丽雅姆的命运从十五岁开始暂停、转轨，然后急转直下。社会、文化、父权和男权叠加在一起的力量，塑造了她充满悲剧意味的一生。书中这样写道：
“那儿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没有希望，也没有哀伤；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那儿无所谓未来。那儿的过去只留下这个教训：爱是使人遍体鳞伤的错误，而它的帮凶希望，则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无论什么时候，若这一对剧毒的两生花开始在那片干涸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玛丽雅姆就会将它们连根拔除。她把它们拔起来，还没拿稳就赶紧将其掩埋。 ”
或许，一个女性掩埋希望不可怕，怕的是无数女性都不得不一起掩埋。
妻子、母亲、情人、女儿：
被塑造的第二性
与青春那明媚的叛逆和忧伤相比，步入爱情和婚姻的生活瞬间变得浑浊和纠缠起来，文学对这个阶段女性的描写，出现了很多类似“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的难题。鲁迅设想的结局是堕落、回来或者饿死，由此还说出了那句名言：“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
然而，如此一来女性就该拒绝觉醒了吗？显然不是。这种觉醒有时候如娜拉一样，被认清丈夫的品行催逼；有的时候如安娜·卡列尼娜一样，被晚熟的自我、迟来的爱唤醒；有的时候又如包法利夫人一般，由先天的妻性、母性不足决定，由后天的盲目和自私造成的伤害逼迫；有的时候是被张爱玲红玫瑰、白玫瑰的真相扎醒，被“小团圆”的南柯一梦惊醒；甚至有时候，是被偶然的邂逅和想要逃离既有轨道的冲动催生，比如《廊桥遗梦》和门罗的《逃离》等等。
女性在成为想要“自己的一间屋”的知识女性之前，已经有了无需教育和学习就被先天赋予的角色——生物学的角色，而这个角色与社会、婚姻制度、特定历史文化习俗、女性的自我定位等等因素纠缠在一起，似乎总是能够反复印证那个振聋发聩的宣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第二性》）；也似乎能一再提醒，无视妇道、花枝招展、野心勃勃、自取灭亡的“阁楼上的疯女人” ，不只是一个人物，更像是一个影子，尾随所有人，温顺善良的女人也不例外。
对中国文学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思想解放而来的女性写作曾是文坛的热门，也涌现出了一批女作家，她们接续“五四”个性解放的接力棒，将张爱玲、萧红、丁玲、冰心、杨绛等女作家的开疆拓土视为先锋，将革命和启蒙、战争和孤岛等特殊文化氛围中沉淀下来的创作气质反复打磨，结合崭新的时代，火热的现实，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潮。尤其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前后，曾掀起一股女性文学的热潮。那时候文学探讨的话题，如今看来依然不过时。后来，女性故事日益被底层故事取代，文坛才不再集中关注女性话题了。到2020年所谓“女性主义元年”这一年，备受关注的“她力量”话题和“十大女性觉醒事件” ，则更多是和新闻相伴相生，女性话题也日益变成纯社会学意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