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宋画里的“王孙美学” 苏东坡|社会|艺术|审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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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
研究宋画谱系，才发现在院体画和士人画之间，还悠游着一支王孙画流，如一股清溪，点化顽石，拂慰草木，设色青山绿水，自成一脉“王孙美学”的风格。
作为艺术家个体，他们或在当朝，或为前朝孑遗，在中国绘画史上熠熠生辉上千年，直到中国帝制结束，王孙不继，但王孙画派的艺术风骨，影响至今。
向“士人人格共同体”靠拢
没有比宋代王孙画家们更为独特的艺术家群体了，正如他们散逸的人生一样，这一画派基本处于松散而又似有似无的呼应中，他们甚至没有流派意识，与同一时期以苏、米为首的士人群体自觉于艺术话语权的“写意”运动相比，他们倒不在乎放弃一些“青绿”或“工笔”话语权，而多一些像士人那样表达个体情绪的艺术分辨率；通观中国绘画史，也的确没有给他们一个“流派”的定位。当我们观赏每一位王孙的作品时，才发现，王孙画家们无心插柳，却早已在非主流的岸边摇曳成荫了。在通往艺术的彼岸，他们留下一条向“士人人格共同体”靠拢而又无限趋近的轨迹。他们大部分怀抱着前朝的“青绿”遗恨，渡尽劫波的余生，将阴影消磨于醉眼朦胧的大写意里，已然形成一个绘画上的王孙流派。
向士人“人格共同体”靠拢，几成宋代共识。作为宋朝开国的基本国策，由于向文治倾斜，终宋一代都呈现出对士人相对宽松的气氛。相反，对宗室子弟们则格外提防，宋初就有详细的规定，宗室子弟只能任职虚衔，除了向士人“人格共同体”靠拢外，他们不能乱说乱动，不能出京城，不敢显露家国抱负，只有将士人对天下观的理想冲动和才华转移到诗文书画上，才是最好的选择。如宋徽宗因书画而被诟病，也因书画而最终胜出；赵令穰之埋首工书画，王诜在画外的生活则低迷颓丧等。就这样， “夹生”的宗室皇族子弟们，皆在书画上实践他们的理想，形成了一个王孙美学流派，虽然并非自觉聚拢，但也不是盲目滑行，有幸于时代共识的引导。
“君子人格共同体” ，最早出于西周礼制的设计，它表达了公元前一千年前西周人对理想人格的预期，与商朝嗜血的神格相比，而陡现人文精神的高度，由此奠定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基础。而以“六艺”演习自律的“士” ，则成为西周人文精神的载体，作为社会主流和国家栋梁的精英文化，在历史上时隐时现近两千年，演变至宋代才有一个社会中产精英规模化的成熟表现。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宋代科举制平民化的仪式，具有后现代的意味，它冲淡了魏晋隋唐以来世家大族以及军功贵族政治的诗歌体，随之而来的社会风气就像很接地气的宋词白话体了。
虽然，科举制创始于隋唐，但因九品中正制的门第遗续，很难真正面向寒门开放。宋代则完全不同，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宋朝文人政治定调以后，科举考试全面向寒门敞开，培养大量文人参政议政，形成以士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不光有足够的基数，还表现了“共同体”存在的质量；除了“修齐治平”赋予他们的家国传统语境之外，他们还要争得表达个体意志的话语权，一个新兴的拥有精神内涵的阶层正在崛起。他们以文艺复兴的方式，在绘画领域首先实现了审美话语权。他们制定评估标准，主导审美意趣，创造艺术潮流，转动文明风向标等等，因此，发生在中国11世纪的绘画“写意”运动，不仅仅是从晋唐以来皴染绘画技法的探索，更为深层的意义是强调个体的独立意志以及自我意识的表达。自苏、米等西园十六士发起画坛上的“写意”运动以后，北宋士大夫在绘画艺术上的话语分量，很快飚出一个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