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诗并不能抵挡一辆坦克”，但可以反抗荒谬的现实( 四 ) 什么|诗歌|辛波|东西|希尼|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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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之名》
我觉得诗歌是在抵抗着这种疯狂，就像策兰写这首《死亡赋格曲》，他成功地质疑了德国纳粹分子做的事情，同时他还把犹太民族曾经的命运非常戏剧性地推到了我们眼前。
这首诗非常悲惨，但同时又强烈地质疑着所谓的来自德意志的“大师” ，质疑他们所谓的艺术准确性。这种准确性不只体现在音乐的对位，体现在艺术要求的准确，同时，他们用子弹杀人也是很准确的。
策兰说过，他最大的悲哀，就是要用杀害他父母的凶手的语言去写诗。因为他是一位受德语教育，用德语写作的诗人，这造成了他一生最大的痛苦。
那些很严谨、很挑剔，艺术品味非常高，但是又在潜意识里抗拒自己曾犯下罪行的德国人，都把眼光集中在《死亡赋格曲》里超现实主义的意象，那些反复迷人的节奏。有人甚至说，他们在诗中对立的残暴与温柔里，得到了像禅师开悟一样的体验。
著名的诗歌批评家霍尔特·胡深甚至说，策兰通过大师级的技巧，制服了一个恐怖的主题，使之能够逃离历史血腥的恐怖之室，上升到纯净诗歌的苍穹。
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姑且不论“大师”这两个字正是策兰诗里谴责的对象，他说死神是来自德意志的大师，用大师来形容受害者策兰，相当于是在伤口上撒盐，完全违背了策兰诗写诗的初衷。
诗歌里这种赤裸的现实，被这些“高雅”的读者，美化成为一种令人赞叹的诗歌隐喻艺术。
犹太人策兰，幸存者策兰，被忘记了。被记住的，是一个优秀的德语诗人策兰。这对他构成了最大的伤害，在很多年以后，策兰都忘不了这种伤害，最终选择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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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行集第21首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
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
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
钢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
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
它们都像风雨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
——冯至
04.
生命的实在是“我思故我在”
冯至回到中国的时候，正是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他任教于同济大学，并且带着他的学生跟着当时中国的很多学校，北大清华等一起逃难到大后方，去到云南。在西南联大，他担任了外文系德语教授。
这时，冯至写出了他一生最重要诗篇，也是中国新诗的一个巅峰《十四行集》。在这里面，你能看到一个沉思的中国人，在中华民族面临苦难，周围生存的不稳定之中，坐下来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回事，民族是什么？时代是什么？这个地球的命运又是怎么回事？
在这首诗描写的不但是乱世，还是乱世中一个暴风雨之夜。在这样的时刻，人最容易感到孤独无依，这种孤独无依在诗里具体呈现出来，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里，看到的一切都在慢慢地跟你拉开距离。
明明是一个躲避风雨的茅屋，但你看着这身边的一切，就像在荒原上，他们都想去寻找安定。
风雨呈现了这么一个机会，让它摆脱被人类使用的一种工具性的、功利的目的，回归到它所来自的自然和宇宙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