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张祥龙｜自从有了现象学，中国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现象学|中国哲学|西南政法大

「现象学与中国哲学」
张祥龙教授与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教师座谈会实录
（本文选自《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十九辑：现象学与心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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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张祥龙教授应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国学经典与人文教育中心、历史现象学研究中心的邀请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期间与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诸位教师就“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话题进行了交流。以下为整理出的主要内容，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卓立（主持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国学经典与人文教育中心、历史现象学研究中心非常荣幸邀请到张祥龙老师和我们就“现象学与中国哲学”这个话题进行一次交流。大家欢迎张老师！（热烈鼓掌）
张祥龙：
感谢卓立老师的介绍，下面我先讲几分钟，然后大家讨论。现象学与中国哲学，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里面，现象学在绝大部分时间是缺席的。而且这个缺席呢，在我看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甚至是实践，还有西方哲学引入，都有不利的影响，因为中国哲学本来就是一个知行合一和现象本体不二的思想传统。我们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有规模地接触西方的学术，同时引进哲学上的方法，但它跟我们传统中国哲学的主流方法，在我看来就是，离得特别远。
冯友兰先生写的和胡适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开创了这门学科的现代形式。冯先生的治学是个典型。他用的是新实在论，或者是说，西方的那种比较概念化、逻辑化的方法。比如说我常引冯先生的代表著作《中国哲学史》——就是以前那个两卷本的——的导言部分讲方法的话，他说哲学的方法当然是“科学的、逻辑的” 。从这一句话就能看出他的方法是比较硬的，尽量模仿自然科学、追随自然科学以及逻辑的方法。
所以冯先生后来写的《贞元六书》里面讲“未有飞机之先，先有飞机之理”等等，自认是“新理学” 。但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比宋明理学还要硬，基本上是一种新实在论的看法。通过它来治中国哲学，就是典型的用西方这个概念化、逻辑化、科学化的方法，来判断历史上的材料里面哪些属于哲学，哪些不是，把那些属于哲学的东西拿过来，再用这种方法来审查，按照这些概念的系统、范畴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有一段时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要追寻中国的范畴发展史。当年我北大的老师们，其中颇有几位也是这么主张的，就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应该运用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按照概念发展的方式去写哲学史。所以四九年之后，我们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模板，写出中国哲学及其范畴的发展史，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路子。
我认为这些方法呢，都有它自己的道理，而且都对中国哲学研究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培养人才、凝聚力量、占领阵地，在历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效果。但是我感觉这里边确实还是有一定问题的，而且这个问题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就越来越明显。最大的问题，我叫它“圆凿方枘” 。就是说它的这个方法是从古希腊开始，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建立，然后经过中世纪，经过近代，再主体化，再到了康德、黑格尔的成熟形态；它的特点就是把要理解的东西当作是一种观念、一种概念系统来把握，而哲学就是要通过反思的方法讨论概念、观念的内在逻辑，等等。
那么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不是适合这样的方法呢？我个人觉得，确实是不适合的。我曾经在文章中多次通过举儒家的、道家的和佛家的例子，来论证这个意思。它们中没有一个认为终极的真实，不管叫它道、叫它仁、叫它佛性，还是叫它什么，是能够被概念系统抓住的。 “道可道，非常道” ，等等，这个我就不再举例子了，如果大家觉得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过一会儿讨论。这么看来，你这个方法抓住的，恰恰是我们中国的这些智慧的哲人认为还不够原本的东西，因此，这个方法就有巨大的问题。这就相当于说，它在做“刻舟求剑”的努力。它觉得通过刻在船上的痕迹，也就是这些概念，就能找到那把掉到水里的剑；于是表面文章可以做得很热闹，概念体系也一定要建立，但是里头并没有真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