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纪念拉兹｜赵英男：约瑟夫·拉兹与法哲学的战国时代( 六 ) 法理学|道德|赵英男|问题|法律

最后，拉兹预设了道德实在论或价值客观论的立场。作为事实的理由在影响我们的行动时，并不依赖我们原有的理由，也不依赖任何与情感、欲望、利益相关的因素。这种外在理由立场从形而上学角度来看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从认知角度分析，如果一种事物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我们如何认识到它呢？正如伯纳德·威廉斯所说，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 ，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事物一定要同我们发生某种关联，才会产生影响。这使得拉兹的理论似乎成为了一种空中楼阁，精美却难以实现。
不过纵然有这些问题值得讨论，拉兹的理论工作为我们研究法哲学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范本。站在拉兹的延长线上，我们或许会对德沃金这位目光敏锐的哲学家的判断有所疑虑。德沃金曾在《哈特后记与政治哲学的要义》（Hart’s Post and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4）中指责哈特与拉兹所代表的立场会让法哲学日益与更宏大的议题和领域丧失关联，最终会变得微不足道而被人抛弃；他在《三十年来》（Thirty Years On, 2002）中更是连篇累牍援引拉兹的表述，对之做出激烈的抨击——这符合他一以贯之的风格，辛辣、尖锐，甚至往往顾不上精确重构“对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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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
从法哲学整体发展来说，德沃金的判断不可谓不准确，甚至颇有先见之明。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法哲学与法学和哲学的关系，讨论法哲学一般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关联等等。但具体到拉兹本人，德沃金的指责并无道理。拉兹的理论虽然聚焦在法哲学当中少数几个问题上，甚至主要关注的只是“法律概念”与“法律规范性”问题，但他所运用的理论资源和基于的问题意识却是统揽全局的。无论这个由哈特开启、拉兹修正的传统是否越走越窄（或许的确如此），拉兹本人的理论却绝非如此。他的宏大理论视野和精细的分析技术在《自由的道德》（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1986）以及《公共领域的伦理学》（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1994）中表露无疑。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德沃金的距离或许比他们彼此所认为的要更小。这种宏大与精微并举的理论风格，也提醒我们：单单阅读拉兹，并不能成为拉兹；单单阅读法哲学作品，也无法做好法哲学。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如何做好法哲学，或如何成为一名好的法哲学学者，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领域内重磅学者的关注。这一方面体现着学科发展的成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这门学科的混乱所带给人们的不安。 2013年2月德沃金的离世，宣告着曾经主导着英美法哲学发展的哈特—德沃金论战正式落幕。其实就在两位论战正酣时，法哲学领域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和大概一致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回顾，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人物与学说可谓“主流” ，但深而究之，每位法哲学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随着拉兹故去，众声喧哗与千人千面，与其说是对法哲学领域的一种夸张描述，倒不如说是一种如实相告。毕竟，那位活跃在在研讨会现场以及出现在著作正文或脚注中，接受大家从各方面开火的人，从此将永远保持沉默。不过有关哈特开创、他所修正的法哲学路径的讨论，则一直如火如荼。
近年来对此路径提出严肃挑战且声势逐渐浩大的一种立场就是“取消主义” 。这是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它认为有些问题之所以困扰我们，是因为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或解答问题的路径误入歧途。如果可以找到症结所在，困扰我们的问题不是被解决了，而是得到了消除。这个立场是从德沃金的学说演化而来的。德沃金认为法哲学领域有关“法律是什么”的回答，其实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厘清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但我们要想解释法律，就需要明确道德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这样就预设了某种道德理论；反过来，如果想要阐明道德要求，就需要辨析它与法律要求之间的区别，这样就预设了某种法律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德沃金质疑在概念层面区分法律与道德的可行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