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下|陆建华｜孟子的人性世界——从人性的本质、内容、根据与价值指向的维度看( 八 ) |孟子·离娄下|陆建华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之语，用“心”或曰“四心”说明人的本质，将人之为人的本质确定为“心”或曰“四心” 。这是通过表达“心”之于人的绝对性，来加固仁义礼智内在于人之“心”就是先天的、内在于人这一核心观点。
此外，关于人性的内容包括“智” ，孟子还有另外的、单独的证明：“心之官则思” （《孟子·告子上》）。这里， “思”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思” ，不是指客观意义上的理性认知能力，而是指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力。这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心的天生的职能、功能是“思” ，也即“智” 。这也是从“心”的维度对于“智”之于人的先天性、内在性的证明。
由上可知，孟子以人心的道德构成论证仁义礼智诸德之于人的先天性、内在性，从而论证人性的内容是“德”、是仁义礼智等的合理性；为了巩固仁义礼智诸德之于人的先天性、内在性这一关键论点，孟子还确认人心之于人的重要性，将之定性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依据。
由上还可知，孟子从“心”的维度对于“德”之于人的先天性、内在性所作的是双重论证，并且论证手法几乎一样。这说明孟子对于这种论证缺乏自信，孟子自己也意识到这种论本身存在缺陷或曰漏洞。事实也是如此，为什么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心” ，这是需要确证的。对于此，孟子并没有从总体上加以论证，也没有对“四心”一一加以论证，而是采取举例论证的方法，通过详细论证人皆有“恻隐之心” ，来论证人还有“羞恶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
我们来看孟子的论证：“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也即皆有“恻隐之心” ，这是人生而就有的。比如， “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而且，这“怵惕恻隐之心”的产生“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与任何外在因素无关，就是例证。
这里，通过仔细分析可知，孟子认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人们产生“怵惕恻隐之心” ，其原因在理论上不外乎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而外在原因在理论上不外乎有感情维度的原因——“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也即与孺子父母之交谊；社会维度的原因——“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也即博取名声；由对象造成的原因——“恶其声而然也” 。既然“恻隐之心”的产生不是以上的原因使然，不是任何外在原因使然，那么，只能是内在原因使然。这说明， “恻隐之心”出自于人自身，是内在于人的、生而就有的；“恻隐之心”存在于人之“内” ，只有在需要呈现出来时才呈现出来。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在论证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心”之时，采用的是举例论证的方式，以论证人皆有“恻隐之心”为例，论证之；孟子在论证人皆有“恻隐之心”之时，再次采用举例论证的方式，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例，论证之；孟子在论证“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之时，同样采用举例论证的方式，以人之“恻隐之心”与“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要誉于乡党朋友也”、“恶其声而然也”等外在情形、外在原因无关，论证之。